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从此可以看出，会议的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因此，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34年12月12日，到达通道的中央领导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气氛很沉重，火药味也很浓，毛泽东同志极力主张避开湘西的敌军，转兵往贵州方向，但作为总负责人的博古古和李德却坚持一早就定下了去湘西与二六军才会合的决议。
与会我张闻天和王稼祥与毛泽东站在了同一阵线，而作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除了极力这抚各人情绪外，也表达了支持转兵入黔的提议。
就在会议陷入疆持的时候，外面响起了机要科长的报告声。
这是战时，所以，一切以战事为主，任何电报都要第一时间上报，以免耽误军情，在坐首长也没有想到其他的，直接让他进来。
机要科长进入会议室，报告说：“23师代理师长江云同志电报。”
说完就要把电报递给博古，可是博古却没有伸手去接，在他看来这个江云是他一手提到师长位子上的，应该支持他，而且这个时候来电报，很有可能是又取得了什么胜利，正好可以给自己壮壮声势。
就对机要科长说：“念！”
机要科长有些为难的看着他，道：“博古同志，这个、、、、、、”
博古有些不耐烦，怒道：“让你念就念。”
机要科长这才展开电文，大声念起来：
中革军委及各位首长，值此我党我军万分危难之机，我有四个论述和四个问题要提。
一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核心理论就是实事求事，列宁同志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俄国实际的国情才取得了俄国革命的胜利，如果安照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革命应该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进行，又哪里会有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马克思主义是一项发展中的科学理论，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不断的努力完善，而不是照本宣科一成不变。列宁没有照搬马克思理论，而根据俄国国情做出合理的改进，那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合理的改进。
二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理论都必须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比如苹果的味道怎么样，别人说了不算，得自己偿偿才能确定，又比如我的枪法怎么样，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别人说了算，而是要拉到战场上或者靶场上去打几枪，才能确定。
同样的道理，事实已经证明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开避了中央苏区，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并且领导红军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而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领导红军以来，却是一败再败，撤离苏区，一路激战，血染湘江，伏尸遍野。谁正确谁错误，一目了然。
三论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人都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不要说王明同志没有当过党的总书记，就算他是总书记，他也没有权力指定党的总负责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先进的政党，不是封建帮会。
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派到我党的军事顾问，而不是代表，一个军事顾问又有什么资格可以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发号施令。
四论共产主义不是暴力主义，苏区肃反有多少自己同志被枪毙被拘押，这些同志难道个个都有问题？听说红三军两万人被一个叫做夏郗的人杀得只剩下三千人，这个事情是否正常。
国民党蒋介石杀共产党，飞机大炮、机枪刺刀齐上阵不一定杀得了，我们自己人打着党的旗号杀共产党，一杀一个准，还不会有任何反抗，这样的现象，谁更乐意看到。
一问博古同志，自从撤离中央苏区以来，我军损失过半，这个责任你是否负得起？将一个只有团级水平的军事顾问奉为太上皇，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又是否符合组织原则？面对数万牺牲的党员和红军战士，你是否能心安理得？
二问李德同志，由于你的错误指挥导至中国革命陷入危机，你是否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如果我将你在中国的所做所为反应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你认为你会面对怎么样的结果？
三问周副主席，博古同志只是个学了满肚子马列理论毫无经验的洋学生，李德同志只是一个拥有炮兵团长水平的军事顾问，让这两个人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发号施令，把中国革命的前途托入死角，这否正常？明知国民党在湘西布下了几十万大军的口袋，中革军委还要一脑袋投进去让人包饺子，这是否合理？
四问在坐各位首长，中国革命的前途应该由谁说了算，中国共产党是否中国的独立政党？连蒋介石都称我们为朱毛匪军，可如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却连最起码的决策权都没有，这又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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