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同学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在昨天晚上，腐败无能的钱能训总理居然密电陆征祥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是我在电报处工作的福建同乡貌似交给我的电报底稿，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这是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初三清晨，站在国民外交委员会门口慷慨陈词的林长民理事。
而一直等待在门口的是来自首都各高校的爱国学生们，当英法决定把中国之山东转交日本的时候，钱能训秘密指使中国在巴黎的代表团签字的消息无疑点爆了爱国学生最后的底限。
林长民当众宣布了国民外交委员会的决定：
一、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
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款及英、法、意等与日本关于处分山东问题之密约；
三、如和会中不得伸我国之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
四、向英、美、法、意各使馆声述国民之意见。
但让林长民等人始料不及的是，五月四日，也就是第二天，震惊中外的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了。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二所学校的三千多名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实际上在5月3日的晚上，北大学生就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参加会议的学生代表包括：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段锡朋，罗家伦，方豪，罗章龙，王自治，张国焘，傅斯年，邓中夏，许德衍，高君宇，罗隆基，王造时，陈长桐，何浩若，瞿秋白，闻一多，郑振铎，刘仁静等人，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从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张作霖的大帅府居然没有任何表示，据说张雨帅正忙着搓麻将了，毕竟只是学生闹事，在他看来还是兵变危险一点。当时杨宇霆向他汇报此事的时候，张雨水问的居然是：“宇霆啊，咱们这个月的饷都发下去了吧，下头的弟兄们别闹腾就出不了事。”
张作霖居然是这么一个心态，北京的高层在应对学生运动中会有多迟缓就可想而知。
但是学生们的动作是迅速的，和历史上不同，曹汝霖在段祺瑞垮台后就去了南方国民政府任职，而且西原贷款一事严格来说他参与不多，所以成功逃脱这次学生运动。但是投靠奉军的梁士诒，陆宗舆，章宗祥等交通系的官员就没那么走运了，林长民他们毫不客气的把当年和日本签约的责任推给了他们，而学生们自然也就毫不客气的要找他们算账了。
最搞笑的是，梁士诒好死不死居然搬进了曹汝霖南下后转卖的赵家楼府邸。
于是湖南学生匡互生第一个带头冲进了赵家楼梁公馆，事态瞬间失控了。他们没有抓到梁士诒，但是却成功的抓到了正在梁士诒府上做客章宗祥，一顿群殴不可避免。
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地位向来较高，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读书人也常被称为“学老爷”。*在《北洋裂变》中有如是论述：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其时的军警也很为难，要维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结果只能窝窝囊囊，被动的接受学生的进攻。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了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50多处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当时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证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证。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证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应该说这个时代的北京军警和后世相比还是一群有良心的人，一群有良知的人。
不过火烧赵家楼显然超过了军警方面的预期，他们如果不抓人，只怕是没法交待，于是就在五月四日当天，北京军警一共逮捕学生三十多名。当晚，大总统徐世昌拒绝了林长民等人提出的释放被捕学生的要求，接下来的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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