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的通电除了让曹锟紧张了一下下外，没有动摇直系挑战中央的决心。直系的二把手，实际的核心人物吴佩孚在保定对即将奔赴前线的团长以上军官训话时表示，此役事关大家生死存亡，所以盼望诸君为自己前途而战。
接下的战事就比历史上要激烈的多，现在的时间是民国六年，西元1917年，皖系编练的参战军正是锐气十足，斗志昂然的时候。
所以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7月14日，在这个时空，很多事情都在上演。
首先是在欧洲，战争的阴云依然厚厚的笼罩着这片大地。由于福熙固执的行为，协约国没能借着凡尔登反击战的胜利结束这场漫长的战争。但是他们也并非全无收获，在美国军队抵达之后，联军再次积蓄力量发动了攻势。
从1917年7月14日到1917年11月10日，在长达119天被史学家称为西线大反攻的作战中，联军成功的把德军从法国，比利时赶了出去。西线的西段也被足足推进了280公里，联军的铁蹄直抵莱茵河畔。这次战役中，美国大兵的表现最为优异，美军司令官潘兴也一跃成为世界名将。
相比之下，中国欧洲远征军的表现就没有之前凡尔登反击战那么出彩了。
实在也怪不得李烈钧，第一人家6月初才上任，很多情况还没摸清。第二远征军在凡尔登反击战中元气大伤，而原本计划补充来法国的二十万部队也根据英法临时增加的合作要求，并抽调了二个师的兵力参加了联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这二个师由大帅的爱将，最近却坐着冷板凳的陶峙岳指挥，大约六月初，陶峙岳带着这五万多人攻占了伊拉克的港口城市巴士拉。这也使得李烈钧只获得了十五万人的补充，全部兵力加到一起也就不到三十万。第三就是装备的补充速度，由于英法要在西线的西段发动新的战役，所以按照约定应该提供给中国远征军的装备自然也就不得不延迟了。对此很有心做一番大事的李烈钧不得不和代理参谋长蒋百里等人一起把作战计划一改再改，最终整个西线大反攻期间，中国远征军只动用了何应钦，张自忠，叶开鑫和夏威四个师十万人左右的兵力按照协约国的要求进入到了意大利，会同十三万意大利军队分两路，一起朝着奥匈帝国的军队发动了一次攻击，全歼奥匈帝国军队九万人，自身伤亡约四万人，其中意大利人三万左右。这次作战中，中国军队在蒋百里的计划下，再一次复制了运动战的案例，趁着奥匈帝国军队和意大利军队激战的机会，以张自忠一部有力的从德奥接缝处成功穿插到奥军的背后，切断了奥军的退路，十万奥匈军队不得不全线回撤。然后在奥匈军队主力围攻张自忠部的时候，叶开鑫和夏威部全力侧击奥匈军队，一举打垮了奥匈军队四个师，这时意大利人上来了，不过他们的战斗力实在是不敢太高看，战场打烂了，这个时候何应钦做了一个大胆的战术动作，其所部二万五千人丢掉重装备，朝着奥匈帝国军队的中央部位插了下去。奥匈帝国军队显然还没德国军队有韧性，离开了阵地之后的表现比德国军队还要惨不忍睹，结果何应钦这么一插，庞大的军队立刻溃败了。这场被欧洲军事学家称为卢布尔雅那战役，被中国军事学家成为奥地利会战的最终结局是使得意大利军队攻占了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全境，打开了通向维也纳的大门。李烈钧从这一场胜利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荣誉，一个沉甸甸的意大利勋章就飞过来了。
随后在西线反攻结束后，李烈钧奉命回国任副总参谋长，徐源泉接任中国欧洲远征军司令。
而就在协约国发动大反击攻势的同一天，首任中国欧洲远征军司令官白崇禧，参谋长朱执信一行抵达上海。万人空巷，迎接不世出的名将。。。
套用《大公报》新任主编邵飘萍先生的话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压在中华民族头顶上的耻辱第一次得到了洗刷。
而《国民日报》也刊登了国社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春玲女士的亲自撰写的评论员文章：从黑龙江到新疆，从新疆到西藏，从西藏到南海，从南海到宝岛台湾。无论是什么民族，只要是中华民族一份子，都无不为远征军全体将士的丰功伟绩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尽管北边随时都处在开打的状态下了，但是这貌似和南京的国民政府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确实也是，所有的军事事务本身就不需要国民政府做任何决策。即是是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孙文，其本身也不过是军事委员会的一名副委员长，而且还是常年缺席会议的那种。
所以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南方地区的政务署而已，这个时候大家有时间去操心北方会打成什么样，不如去做点得名得利的事情好了。
而迎接白崇禧等英雄的行动显然就属于得名得利的活动，上自国民政府主席孙文，总理熊希龄，参政院议长梁启超，立法院议长胡汉民，以及文官事务委员会委员长章太炎，下至各部部长司长，无不礼服齐整的在南京国民政府大礼堂敬候我们的大英雄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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