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独立，民国肇始，民主政体的创制尝试正式开场登台，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这种新气象唤起人们极大的政治热情，也促使各种政治势力分化组合，借以表示、维护本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政党因而大量涌现。在武昌起义以后一年多时间里，随着临时参议院的召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之后第一届国会选举的进行，中国出现了一个组党建党的热潮。一时间林林总总的党派团体、政纲宣言让人眼花缭乱，中国政治舞台出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面貌。
中国人见面和英国人见面最大的区别在于，英国人见面总是先谈论天气，而咱们中国人第一句就是吃了吗？所以吃货这个称号咱们炎黄子孙当之无愧。
但是毕竟这么个问法还是太俗气了，至少自认有身份的人是不会这么问的。最近流行的问法就是：“敢问贵党是XX？如今您也在党呢？”
得，这都什么跟什么啊，党员都成了身份的代名词了。
民初的很多政党的基础很不巩固，分分合合，旋生旋灭，政党及其活动纷乱、庞杂，跨党严重，党纲内容空洞、含义模糊、彼此雷同。而且，民初政党还存在着组织涣散、脱离民众、党纪松弛等特点。当时各政党都不注重组织纪律建设，严重脱离民众，甚至脱离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多数政党没有基层组织，也很少与下层民众发生联系。即使是几个大党，其活动重心也主要在社会上层，集中于达官贵人，名流政客，忙于国会中的联合争斗。从一定程度上讲，民初所谓的政党活动，实际上就是少数党魁的活动。在民初政坛中，十几年来前仆后继为建立共和政体而斗争、长期居于非法地位的同盟会随着民国的成立，成为公开的政党，并居于民国政治权力中心地位。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同盟会居于执政党的地位，参议院议员的多数及临时大总统，皆为同盟会员。从同盟会分裂出去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君主立宪派的部分人士联合，改组成立“统一党”；原资政院的宪友会改组为“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共和统一党”；武昌首义的部分人士、立宪派人上等则组成“民社”。这些党派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都相当活跃，它们或在中央政府各部，或在参议院，或在地方民意机构和政府多少占有一定席位，不过从大体上看，主要是革命党人(同盟会)与立宪派两大政治势力的竞争。
具体可分为三大派别。一是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属于国民党系统的激进派政党，代表着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其成员大多是清末的革命派，也有少数的立宪派和旧官僚、政客等。不过按照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他们积极推行并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强调民权，反对专制，公开标榜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成为当时中国促进民主政治最进步的势力。
另一派是以梁启超、汤化龙、黎元洪、孙武为首的进步党系统的保守派政党，代表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以原立宪派为主，其成员包括部分旧官僚、地主士绅及少数革命党在内，他们拥有经济实力，拥护民主共和制度，强调国权，力主稳健主义，虽与革命派有过一定程度的合作，但他们与旧官僚关系较深，常持拥护或依附政府的态度。
在民初政坛上还有一派政治势力，那就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旧官僚派。同样按照历史教科书的说法，这一派政治势力拥有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妄图建立专制独裁统治，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共和制度和政党政治，是民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其实按照王振宇结合自己上位这一年来的尽力来说，上述这些进步啊，反动啊，民主啊，独裁啊，都是扯淡。所有的政治口号和政治主张的提出都只有一个目的，掌握权力，仅此而已。
虽然清楚历史的走向，知道袁世凯最终会在权力面前跟革命党翻脸，国父中山先生要吃大亏，但是王振宇对这些也无能为力。他很清楚自己是什么人，小小的湘西镇守使而已，连四处拉人入党的宋教仁都不愿意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这就是对自己目前对这个时代影响力最好的评定，有功夫在哪里积极参政议政，不如俯下身子，把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给经营好了再说。
因此对于宋教仁派来的劝说使节张学济，王振宇根本没有接见，而是委托的田应诏和杨万贵招待的，对于加入国民党的要求自然也是宛然谢绝了。开玩笑，谁没事给自己找个爹玩啊，现在认了你这个爹，今年跟着就是二次革命，我还不得跟着你们一起倒霉啊？
王振宇知道自己的湘西大开发计划最起码要到二年后才能见效去了，而在这之前，无论袁世凯大大是正是邪，冒然去得罪都是不妥当的。
但是对于政党这个东西，王振宇却来了兴趣，归根到底还是法统的问题。王振宇希望通过政党的方式把自己的军队变成党军，这样无论谁下令免掉自己镇守使的职务，军队也还是自己的。而且通过思想控制军队的效果也要大于军队自身的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你如果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你凭什么让这些年轻人为你去卖命，难道就是吃了你一碗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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